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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研究综述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研究综述
摘 要: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其意愿对土地流转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对农户土地

流转意愿的研究,可为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国内部分学者对农户土 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在研究区 域、变量选择等方面提出设想,希望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户意愿;变量

土地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与规范,在农村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是当前农村土地工作的重点。农户 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其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及机制和模式选择有 着根本性的影响。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从农民视角展开对农户土地流 转意愿的研究,可为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国内部分学者通过实地调 研、提出假设,并利用经济模型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并提出了相关政 策建议。

一、样本区域选择
廖洪乐[1]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土地课题组对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6 省、12县、36个村、90个村民小组,824户农户调查得到的调研数据,通过Logit模型对农户调地 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张三峰[2]使用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 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 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抽样范围覆盖25 个省(区、市)(除西藏、青海、宁夏及港澳台)的 城市和乡村,实际有效样本为10000 个(其中农村有效样本4108 个)。 何国俊[3]通过在北京郊区6村进行的调研,共采集样本24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37份。采用 Logistic模型对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钱文荣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主要有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六个省)每 省选取3个行政村,通过对360户农民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土地 意愿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对我国经 洪名勇 对贵州省遵义市9个州地市的近500户农民进行了历时3年分散式入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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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最落后的贵州省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农民的认知开展了调查分析。 赵晓秋[6]选取重庆9个县(区)内的54个村为调查地点,基于306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 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 乐章 的调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广西、四 川、 陕西等10 省每省抽取3个行政村, 每村抽取35 户左右的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问, 基于1032 份 效问卷,对农户土地流入、流出意愿分别建立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 王银梅 对湖北省钟祥市200多农户就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实地调研,通过对 215份有效问卷的整体和统计,分析了中国社会化小农的理性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李启宇 的调查选择了成都、 重庆的11区(市、 24个乡镇36个村534农户进行调研, 县) 基于428 份有效问卷,利用Logit模型分别对农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由于经济、地理、人文等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感,对土地政策的认 同感,以及对土地所寄托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各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也因个体差异、区域差异而 有所差别。以上学者选取了不同的样本区域作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覆 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但在数据的时效性,特色省份的典型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例如张三峰[2]的 研究所用的全国十省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是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虽然在同类研究 中样本容量是最大的,但随着近年来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数据时效性 较差,不能反映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动态变化。此外,选取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样本点的研究成 果较少。欠发达地区农户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土地 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这些地区信息渠道不畅,农户意愿鲜能得到充分表达。关于农户土地流转意 愿的调查分析,应多选取这些区域作为样本点,替农民传递心声,为欠发达地区生产、生活、民 主管理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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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
何国俊[3]的研究模型选取了社会保障、法律、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情况作为变量,其中社会保 障为虚拟变量,并相应的赋值1和0。法律因素中土地流转权利的完整性是虚拟变量,土地调整时 间间隔变量则选用农户主观看法作为替代变量。其他解释变量还包括:家庭流动人口率、家庭外 出打工人数与家庭总人数比值、找工作难易程度、家庭外出成员第一次找到工作的时间、打工是 否有合同等。李启宇 、张三峰[2]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农地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户主个人特 征、家庭收益特征、农地流转组织特征、社会保障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特征等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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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乐章 还加入了社区地理条件变量来考察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有没有关联以及有什么样 的关联。而钱文荣 则以农民意愿经营规模为被解释变量,除上述变量外还加入了政策变量作为 解释变量。特别的,赵晓秋[6]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他认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属于潜 在变量,这些变量不便于直接观察与测量,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不能妥善处理这些潜在变量,而 结构方程模型却能同时处理潜在变量及其指标。变量包括粮食价格、自然灾害风险预期、租金收 回的可能性、单位面积租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拿到工资的可能性。 以上学者关于研究变量的选择,互有交叉,又相互补充。基本上涵盖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 愿的各种因素。但是其中一些因素较难量化,当以主观回答替代量化指标后,其对被解释变量的 显著性检验较难实现。此外,其中一些变量过于宽泛,还可以更加细化,比如社会保障特征,可 具体分为农村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取消农业税、免交义务教育学杂费等。关于变量维度的选择, 到底应该在转入和转出双维度下,还是笼统地将转入和转出视为一体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上 述学者的研究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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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因素的分析
1、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偏好分析
农户土地流转面临两种选择:转出和转入。大多数农户不希望实现土地流转,而在有着土地 流转意愿的农民中,具有流出意愿的农民比例要明显高于具有土地流入意愿的农民。土地流转出 去对流入和流出双方都有利可图,但目前选择经营规模不变的农户所占比例大, 土地流转速度 较慢[2]。一方面,有些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放弃承包权,有些想放弃承包权却找不到租户,另一 方面有些善于种地、想多种地的农民又无法承包到更多的土地。而且还有很多农民被迫转让土地 承包经营权,没有在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上享有自由权。 李启宇 的调研发现,成渝样本区15.9%的农户表示愿意转入土地,84.1%的农户表示不愿意 转入土地。同时,有转出土地意愿的农户占40.2%,59.8%的农户没有转出意愿。张三峰[2]的研究 结果是34.66%的农户认为土地应该按照需要定期进行调; 12.66%的农户选择 “尽量减少调地次数, 尤其是打乱重分的次数”;选择“在30年承包期限内最好不要调整土地”的有23.13%;选择“最 好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永不调地”的有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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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分析 (1) 个体特征因素 ① 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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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宇 和张三峰[2]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年龄、性别因素和受教育年限对农民的土地调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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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乐章 的研究则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其土地流出 的意愿越弱,男性的土地流出意愿要强于女性,健康状况愈差的农民土地流入的意愿愈强。钱文 荣 的观点是,年龄越大的农民, 农民受教育年限越高,其意愿经营土地规模反而越小。张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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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面貌、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

不具有显著性,这也表明,“干部寻租”假说在农村土地调整中并不存在。



户籍类型、职业及居住地区类型

农村户籍不仅是农户进入城市的身份限制,还与农户的“恋土情节”有着密切关联,农户普 遍认同“年轻时进城打工,年老返乡务农”的观点。张三峰[2]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土地相对整齐 (平原地区),流转就容易发生。此外,其他相关研究都指出,居住地区类型对土地调整没有影 响或影响较小。乐章 认为,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民其土地流出的意愿要弱于主要从事非农业的农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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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条件、人均耕地面积

乐章 的研究中提到,经济条件越好,其中农民的土地流出意愿就越强。张三峰[2]认为随着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趋于减弱。这一结论表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 增多将有助于稳定土地承包权政策的实施。钱文荣 指出,农民意愿经营规模受家庭劳动力数量 和农地经营面积的正影响。李启宇 指出,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农地主要考虑非农收入与务农收入 比较, 从而决定家庭劳动力的配置, 而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非农收入比重越高, 农业收入比重越低, 农户越不愿意转入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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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拥有现代化通讯工具

张三峰[2]总结出,家庭没有固定电话、手机、网络等通讯工具,其社会网络的信息化程度低, 接触外界信息的能力较弱,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因而更偏向于持有土地,维持现 状。

(2) 社会保障制度
何国俊[3]认为如果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农户一般会采取风险规避型的行为方式。一旦农户 的生存有了保障, 例如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其经济理性将得以体现。 钱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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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

现行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充分考虑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但他只考虑了农户将土地转出后社 会保障缺失将会对流转意愿的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会保障制度对欲转入土地农户的流转意愿 分析。李启宇 指出土地对农户而言,心理保障作用远大于经济保障功能,并可起到养老保险作 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严重不平衡。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都较低,农民存在普遍的的养老保障问题。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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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效率。乐章 认为,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保障是一种不 健全的保障,是农民在社会保障缺位状态下被迫进行自我保障的理性反映。王银梅 进而提出要 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采取措施缓解农民货币支出压力、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 能。 以上研究分析都定性地指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将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提高有着积 极的影响。 但他们都缺乏定量分析, 忽视了现行社保标准的高低也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近些年,随着物价上涨,生活生产成本急剧增大,按现阶段试点的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农村老人 每人每月55元的养老金,55元钱只是流于形式的保障政策,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而乡村卫生院投 入不足、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基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也是 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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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
如果“待遇”较好,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会增强,对土地的依附性也会下降。赵晓秋[6]、何 国俊[3]认为外出找到工作所耗费的时间越短,能按时拿到工资的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越高,外出 打工是否有合同、家庭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量”上的农民 进城并不能显著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只有“质”上的变化,才能最终使农民摆脱土地的束 缚。王银梅 进一步解释了农民是不能依靠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维系家庭存续的。主要原因,一是 土地流转面积小,二是土地流转价格低,三是流转行为具有短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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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市场机制, (4) 完善的市场机制,规范的流转程序
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政策不明确和程序不规范,多数地方农村土地流转处于自发、分散、 无序状态 ,土地流转程序复杂、交易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农地流转市场效率低。目前很 多地方农地流转价格“随行就市”,不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弱化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赵晓秋[6] 分析了农民自然灾害风险预期、租金收回风险、单位面积租金提升对流转意愿有积极影响,而粮 食价格上涨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消极影响。 特别的, 李启宇 提出中介组织能够降低市场环 境的不确定性, 减少交易成本,有效的中介组织能推进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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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权认知程度, (5) 地权认知程度,地权稳定性
洪名勇 认为,欠发达地区(贵州省)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确 定的产权制度安排有一定差异。农户认知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样本区域未进行承包土地调整,农民 惯性认为由自己长期经营的土地,其所有权也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农地产权的过度 限制和干预,使农民认为农地归国家所有,在对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积极性上有所保留。认 知程度的差异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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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俊[3]假设稳定的地权是土地所有者进行长期投资的关键,这些权利受到的限制越多,投 资激励就越弱。可继承的土地产权激励作用高于终身持有的土地产权。但其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 与目前法律对土地转权的界定事实上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关系不大。这与现有的一些经验研究结 果吻合,即我国农村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构成土地市场发展的障碍。

四、政策建议
上述学者共同提到了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此外,张三峰[2]和赵晓秋[6]提出建 立科学合理的农地经营权价格评估体系,土地流转租金管理体制,单位面积租金核算体系,培育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加强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可有效保证农民转出土地的租金收入,抑制土地转 出租金混乱现象。张三峰[2]和王银梅 同时强调了建立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在农村地区建立土地 使用权市场流转机制,通过土地市场流转机制的健全和发展来取代土地调整等政策启示。赵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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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稳定粮食价格,减少农民流转交易成本,乐章 指出加速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以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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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应该鼓励农民非农就业,通过制度、程序和降低土地 依赖等措施积极扫除农村土地流转障碍。廖洪乐 的研究提出明确规定承包期内不再进行土地调 整是当前最有效的办法。张三峰[2]和廖洪乐 认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 小城镇建设步伐,改变农户的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可促进农地流转效率。王银梅 提到了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 搞好农田水利建设, 加快农村公路、 电力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整治, 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土地流转的法律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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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通过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发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已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众多学者的 实证分析覆盖的省份较广,样本容量较大,多是利用建立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 和检验,且都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开展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提供了科学切实的依 据。 但是,现有研究成果缺少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实证分析。发达省份的研究结论对欠发达地区 土地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经济、地理、人文等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土地问题的特 殊性。 切实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问题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建设, 提高农民生活福利, 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其次,现有研究成果的结论多呈现“只破不立”的现象,在讨论完各变量的 显著性之后,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制度完善方案,例如大家都指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 善,但具体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科学合理地满足大部分农户的心理期望?再如,有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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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农地中介组织的建议,具体的组织主体、参与形式等都没有进行讨论。此外,土地流转问题既 包括转出, 又包括转入。 因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恰当周密地选择变量维度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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